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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使命的法家学派

网络整理 2019-07-02 最新信息

改革使命的法家学派

法家是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法是通过具体的刑名赏罚来实现的。战国时期法家亦称之为刑名、刑名之学,以法治为思想核心,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前522年)。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约前390年~前315年)、申不害(前385年~前337年)、乐毅(前284年附近)、剧辛(前?~前243年)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战国时后期的李斯(前284年~前208年)、秦朝之后的桑弘羊(前152年~前80年)、王叔文、王安石、张璁、张居正、严复、梁启超等也算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法家涉及社会改革、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等诸多领域,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法家先贤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并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

《荀子·性恶》说:“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荣辱》中写道:“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秀,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荀子认为,正是在人的本能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的财产占有欲和好利之心。同时还认为,人的共同心理是好荣而恶辱,从尧舜到庶民百姓没有什么差别,而人世间最值得荣耀的就是掌握政治权利。《荀子·王霸》里谈到:“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认为人的这种本性是不尽合理的,这就应该借助于开展深入的社会实践来矫正,即‘化性起伪’。法家先驱及代表人物或先于荀子谈到了或在荀子之后拓展了这一人性论思想。

《管子·禁藏》说:“夫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人性好利的主要表现为人的生存欲望和生存需要。《商君书·算池》里指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由于人有这种生存需要,因此,每一个人在利弊之间都要趋利避害。《商君书·算池》:“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商鞅认为,人的本性与生俱来,人的一生就是追逐名利的一生,人的所有行为都受制于好利的本性。这种人本性论应用在政治上就是追求爵位,经济上就是追求田宅。《商君书·错法》中指出了统治者恰恰可以利用此人性论实现自己的统治,“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改革使命的法家学派

现代人想象的韩非子画像

韩非的人性论,部分受到荀子的性恶论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商鞅的人性好利的观点。韩非认为,人的好利主要根源于人们的生存需要,他认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每个人都有欲利之心,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韩非举出了社会上的溺婴习俗说明这一已经演化为自私自利的思想。《韩非子·六反》:“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韩非认为,儒家所说的君臣之间以忠信仁义相待,是不可靠的。《韩非子·难一》:“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间,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

好利恶害,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这种法家人性论来源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对人性深刻思索的结果,是人们自我认识的一大飞跃,是法家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法家进行耕地私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生产力飞跃发展时期,生产力的改变,自然意味着传统生产关系的不适应,需要理论上和实际上改变生产关系,从而顺应生产力水平,法家就是这样应用而生。因此,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法家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带有普遍的成人立身标准。“诚”,真心实意,开诚布公。“信”的基本含义为诚实、不疑、不欺。法家先驱管仲(约前723~前645年)认为讲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如何讲诚信,他从两个方面做了阐释。首先他重诚信,把诚信纳入德行的范畴。第二,管仲把诚信的道德观念拓展到刑罚和军事领域中。其他法家思想精英也都意识到诚信的重要性,积极推广诚信意识,并认为通过努力推广诚信意识,能把人们变的诚信起来。实际上,普遍的诚信假设也是法家理论体系能良好运行下去的基础。遗憾的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是难以保证全面诚信的,这是法家思想体系的一大漏洞。这意味着法家思想体系是不完善的,根基是不牢靠的。运用不牢靠的法家理论体系,全面指导社会运行,难免不会出现重大问题。一个坚信人性恶的理论,竟然会自负到认为可以通过法制体系避免为了利己而做出的不诚信行为。

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能搞出这样的说法,也是需要很大气魄的,不过,这与法家理论根基的人性论似乎矛盾,也与法家一贯的顺应人性的改革策略不相适应。

齐国的法家,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管子》中的法家内容和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等是他们的代表作。虽然后来被激进的法家思想所湮没,在秦朝以后,温和的法家体系重新成为主流。这个温和的法家体系在经济领域主张私有产权下的市场经济和重商主义理论。这个经济思想体系基本被秦朝以后的中国所接受,虽然不完全。

秦晋两国的法家主张严刑峻罚,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是法家中激进的一派,并成为战国时期法家主流。这个激进的法家理论体系不仅在政治领域倾向于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领域也倾向于加强中央的控制能力,因此主张国有制计划经济(不包括耕地资源,耕地以私有为主),比如商鞅,西汉的桑弘羊也具有类似经济思想。

秦晋法家的创始人之一李悝(前455~前395年),任魏文侯相,提倡“尽地力之教”,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调整租谷,创“平籴”法,兼顾农人与市民的利益。他还收集当时诸国刑律,编成《法经》(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6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与李悝同时期的吴起(前440年~前381年)先在魏国进行兵制改革,后又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明法审会,损不急之官”,“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强迫旧贵族徙边垦荒,奖励“战斗之士”。

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在秦实行两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战,凡勤于耕织而多缴粟帛者可改变原来身份;有军功者可授以爵位;实行郡县制,主张用严刑重罚以杜绝犯罪。但是他排斥道德教化,轻视知识文化的作用。

商鞅重“法”,申不害(前385~前337)则重“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为了防备大臣操纵权力、玩弄法柄,申不害建议最高统治者必须用术,君主应以“独视”、“独听”、“独断”的手段来实行统治。他认为,“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君主“方寸之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个人的言论和主张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

慎到(约前390年~前315年)是法家中强调“势”治的一派,主张君主可以“握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他从“弃知去己”的观点出发,提出“大君法家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他以法为最高准则,提倡“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君臣》),强调“法”必须和“势”相结合,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所谓“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但他又认为国家的存亡并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决定。“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承认“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提出“守法而不变则衰”。

战国末期的韩非(前385~前337)集秦晋法家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历史观方面,他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的观点,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在哲学上,改造老子关于“道”的学说,认为道是万物发展的总规律,理是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强调人必须遵循客观的规律进行活动。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参验”的方法,以“功用”的实际效果检验人的言行。

法家学派的法治理论对春秋战国之际的改革和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家起了重要作用,激进法治理论体系成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在秦朝得以全面实践。如列宁所说,“真理向前跨一步就是谬误”,激进的法治理论在华夏统一后,特别是秦始皇死后,缺陷迅速暴露,并促使秦朝灭亡和华夏地区第一次乱世的到来。这使得政界和学界都特别看重法家学说的负面影响,激进的法治理论被统治者抛弃,基本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恰当的法律体系毕竟是统治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秦朝以后,温和的法治理论除了乱世时期的少数时间外,一直在运行着。

法家思想体系虽然认识到君主对国家兴衰的巨大影响,虽然认识到人性的自私本能,遗憾的是,只是得出了限制臣民(官员和平民)权利的结论(避免臣民自私本能的危害),但是却把同样具有自私本能的君主例外起来,没有得出同样的推理结论,君主权利也需要限制。实际上君主不仅与普通人一样具有自私本能,并且有时还不具备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比如未成年或智力不够或知识不多)。

法家体系之所以普遍性的主张加强君主权利,主要是寄希望于有权利的君主推广“法”。并且当时及其之前的君主权利一直不算特别大,专制能力不是特别强,表现出来的君主专制危害还很小,自然难以意识到君主专制权利加强后的危害。

实际上人性是很复杂的,人性不仅具有自私的本能,还具有从近亲婚配时代进化出来的奉献精神、责任感,或正常的人格意识。这些重要的人性特征,都是维持社会健康运行的人性领域的保障条件,不然,多么严密的法制体系或政府体系,也难以让社会良好运行。

下面介绍几个法家代表。管仲是中国古代着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被誉为“圣人之师”。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失败,后从军,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性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

韩非本是韩国的王族贵人,但是,他的理论不被当时的韩王所采纳。在悲愤之下,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着作。后来这些着作传到了秦国,秦王政看完后,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但韩非在出使秦国时,没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姚贾陷害,最后自杀于秦狱中。韩非虽然一生都没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却着成了流传千古的《韩非子》。

韩非主张培养“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这些“智术能法之士”就是懂得和坚决实行法治路线的革新人物,并且是积极拥护“耕战”政策而为它进行斗争的战士。韩非对“智术能法之士”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做了详细的阐明,这种革新家必须是一个忠于国君“北面委质,无有二心”的人,并能做到“能去私曲,就公法”,“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一心一意为国家效力的所谓“贤臣”,“良将”。这种革新家应该具有“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的品质。就是说他应该在思想上具备进步的历史观和变革思想;在政治上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有坚定地执行法治路线的坚强毅力和刚直的品质。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出,韩非在这里有些臆想了,这些想法明显不符合韩非对人性的领悟。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五蠹》,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了着名的法家教育纲领。他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一套东西,并从而实现他的“以法为教”的主张。大家要注意了,这可不是胡乱说说啊,秦朝统一华夏后,就是这样干的,焚书坑儒啊!

桑弘羊,西汉法家人物、理财家。出生于洛阳,父亲为当地商人。汉武帝时期的政治人物,专长为财政。桑弘羊13岁时“以心计”入赀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之久。其理财之功连对之十分不满的司马迁也不得不击节赞扬,称弘羊时代“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前80年桑弘羊因与权臣霍光政见不和被杀。

激进法家代表死于非命的概率很高,毕竟,不注重道德,建立在功利基础上,相互之间或别人对法家就缺乏道德威慑力了,并且过于强硬,几乎是拿命相博,自然就容易死于非命了。比如,商鞅、韩非和李斯。

本文作者:治国评论天下(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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